杜树海:皇帝、“国王”与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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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状。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并全是意识形状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正确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辦法 ,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状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大礼议,安南,土司,意识形状

   在本文中,笔者将把明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观察笼罩在哪几个事件之上的帝国意识形状——即有关权力传承合法性的争论与博弈。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图片报告 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有鉴于此,很多很多学者呼吁重视总体史的学术眼光与设问辦法 。总体史在年鉴学派那里所含旧时光以及学科整合之意,而本文则着重考察跨越空间、纵横勾连的“关系”,以及流动与弥漫的观念与心态;总体史不一定是“宏观史”、“概念史”,故本文仍坚持“深描”(thickdescription)的笔触,唯有如是,笔者想要观察的“关系”、“观念”与“心态”等等才不想失之于空疏与虚泛。

1作为“议征安南”背景的“大礼议”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登上皇帝宝座并全是 一次正常的皇位继承,所谓正常的继位乃前任皇帝生前即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册封皇太子,在其死后,皇太子按部就班地登基继位。嘉靖的前任正德帝朱厚照死时既无子嗣又无亲生弟兄,作为堂弟的嘉靖是在内宫与阁臣的拥立之下入继大宝的。即位后的第三三五天,嘉靖就给大臣们出了一道影响深远的问题图片报告 :“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这道题目其实难,意味着着 在于兴献王即嘉靖当时人生父,对他的祭祀以及他的封号必然涉及嘉靖获得帝位合法性的解释问题图片报告 。“大礼议”也就怎么能让 拉开序幕。

   嘉靖继位合法性的最直接来源是正德的“遗诏”,遗诏曰:

   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2]

   这则诏书的大意是,孝宗皇帝亲弟兴献王的长子(即朱厚熜)应按兄终弟及的“祖训”嗣皇帝位,这也是内宫、群臣的一致意见。但不可能 朋友细究《皇明祖训》,就会发现引用其中的“兄终弟及”条文来拥立嘉靖其实 是并全是“误用”,《皇明祖训》载:“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3]并全是“祖训”原意应该是,皇帝无子而终时,应由嫡系之弟继承皇位。而朱厚熜与朱厚照既非同父兄弟,更无论嫡母所生了。嘉靖的祖母乃宪宗贵妃,很多很多 兴献王一脉完全是 皇族中庶族小宗。正是不可能 正德遗诏指在然后 的“理论漏洞”,才为不同的“议礼”团体提供了争论的空间。

   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为代表的前朝遗臣们认为兄终弟及是指正德终,嘉靖及,正不可能 有《皇明祖训》的规定,很多很多 嘉靖应该背叛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从小宗入继大宗。礼部尚书毛澄就曾向嘉靖申说:“武宗无子,又无同产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列,是武宗以陛下为同胞之弟。”[4]在讨论兴献王尊号及祭祀辦法 时,杨廷和一派的意见是:嘉靖应考孝宗,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不可能 嘉靖乃兴献王独子,故选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主其祀事。[5]

   孰料十五岁就登上皇帝宝座的嘉靖颇为负气刚强,他全然不肯接受杨廷和等人关于其亲生父母尊号与祭祀的安排,在毛澄于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七日上交群臣集议的结果时,嘉靖就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6]这年七月,一位“议礼新贵”的出先打破了杨、毛一派一统天下的议礼局面。张璁,时乃正在礼部“实习”的新科进士,他于七月初上疏提出了与杨、毛一派完全相反的观点与主张。

   张璁在七月初的上疏中指出嘉靖是因尊祖训,以聪明仁孝、伦序当立而入继大统的,正德遗诏也只言及兴献王长子继位,并无过继为人后嗣的意思。[7]其在稍后所上《大礼或问》中则重新解释了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四字,认为兄乃孝宗,弟乃兴献王,然后 就完全扭转了帝系传承的线路,即由杨派主张的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嘉靖)变为宪宗—孝宗—兴献王—世宗(嘉靖),为嘉靖改考生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兄终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则皇上于武宗兄弟也,固谓之父子也。于孝宗伯侄也,亦谓之父子也。于兴献王父子也,反不谓之父子而可乎。[8]

   以上是议礼双方争论的焦点及理据,其实 ,议礼的多线程 也颇为跌宕起伏。起初杨派指在绝对的主流地位,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新贵”势单力薄,应者寥寥。但在嘉靖皇帝的推动之下,“新贵”阵营逐渐得势,特别是在嘉靖的权力稳固然后 ,他依靠暴力手段压制当时人的反对者,制造“左顺门事件”,终于赢得胜局。

   正德十六年五月、七月张璁的上疏如此动摇杨派主张在朝野上下的地位。七月十六日,嘉靖曾下手敕,要求大臣同意尊当时人父亲为兴献皇帝,但这封手敕却被杨廷和等“封还”。[9]到这年十月,僵局终于被打破。嘉靖借机以退位返回安陆要挟张太后,杨廷和等只好以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懿旨的名义,封兴献王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

   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的波澜再起。此时,嘉靖对政局已有足够的控制力,最大的反对派杨廷和也于此前“如愿罢归”。这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率先发难,在其所上的《正大礼疏》中,请求嘉靖直接改考兴献帝,并为其立庙大内。[10]桂的上疏立即遭致强大反对意见,但在嘉靖的强大压力之下,礼部尚书汪俊等人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兴献帝尊号加“皇”字,但须冠以“本生皇考”四字字样。[11]

   张、桂等人对并全是“两考”的做法仍不接受,认为须要称孝宗为皇伯考,慈寿太后为皇伯母,加进献皇帝、章圣皇太后(即嘉靖生母)前的“本生”二字,直称皇考、圣母。[12]嘉靖三年七月,嘉靖或是出于试探政治风向的考虑,首先将生母的尊号更定之。[13]不料此举竟引来丰熙、张翀等群臣二百余人跪伏于左顺门集体抗议。于是,嘉靖下令将丰熙等一百四十余人下诏狱。“左顺门事件”被弹压后,九月更定皇考的诏书正式下达。

   兴献王的尊号问题图片报告 在嘉靖三年九月即告正确处理,但关于其的祭祀安排却延宕颇久。嘉靖四年四月光禄寺署丞何渊上疏请将献皇帝神主附于太庙,这正中一心扭转帝系的嘉靖下怀,其三番五次下礼部议,必附庙乃已。但这次嘉靖却招来大臣的一致反对,甚至包括张璁、桂萼等人。嘉靖见此情势,只好暂时妥协。“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上亲定其名为世庙。”[14]

   献皇帝完成“称宗入庙”整个过程是在嘉靖十七年(1538)。这年元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请恢复明堂古礼,以皇考献皇帝配上帝,并“称宗”其庙号。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先是反对兴献帝称宗,然后 在嘉靖的威逼之下,也只好改口奉命。嘉靖十七年九月上皇考献皇帝庙号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15]献皇帝神主先是附于孝宗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按照同堂异室规制新建的太庙落成,献皇帝在其中独享一室,拥有了与诸帝完全平等的地位。

   尽管嘉靖将自身推动“大礼议”的动机描述为“尽孝之情”、“报恩之义”,但其费尽苦心,甚至不惜杖杀廷臣的真正动机恐怕不仅于此。赵克生先生针对以“大礼议”为起点的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论值得关注:“明世宗进行一系列国家祭礼的改革是有明确目的的,然后 把如此做过皇帝的父亲在礼仪上塑造为皇帝,放满太庙中去,以证明当时人做皇帝全是 皇室的恩赐,是自然的。”很多很多 ,通过“大礼议”整个过程,嘉靖与议礼新贵们扭转了帝系正统,修补了嘉靖继位的权力传承合法性。权力传承合法性的解释委实至关重要,尽管嘉靖不遗余力的塑造自身正统,但老会 到清代,仍另一每个人在质疑嘉靖继位的合法性。据清人毛奇龄记述当时人的亲身经历,“向入史馆,时纂修明史……每闻同馆官论及大礼,辄两端相持,无所专决,偶或左右,必彼我争执,而不得下,一如当日之纷纷者。”[16]即清初修撰明史时,馆臣们仍就“大礼议”分歧严重、物议沸腾。

   远方一只蝴蝶扑闪翅膀不想 引来本地的一场飓风。如此以“大礼议”为线索,在中原王朝的庙堂之上逐渐强化的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状,会怎么能能影响到朝贡邻邦以及边隅地方呢?

2安南莫氏篡国与明廷议征安南

   在嘉靖帝不断塑造自身帝系正统形象的共同,明帝国的朝贡国安南也正在经历一场权力传递的合法性危机。安南(交趾)自唐末始逐渐从中华帝国的郡县走向独立自主,进入明朝后,先后经历陈、黎二朝。弘治、正德年间,安南黎朝逐渐走向衰落与动荡,宫廷政变与权臣谋反事件接二连三。黎朝皇帝在依靠一方势力击垮当时人时,又不知不觉地陷入一方势力的宰制之中。正德十一年(1516)黎朝襄翼帝(名潆,明朝史籍中叫雷晭)被权臣郑惟忄产杀害,众立新君昭宗(名懿,明朝史籍叫雷譓)。黎昭宗重用武臣莫登庸镇压此起彼伏的反叛活动,莫氏势力日盛。关于莫登庸,史载“幼以渔为业、及长有勇力、考中力士出身。”[17]由此可见,莫氏出身贫贱,后以武力著称,从而进入国家官僚体系。

   嘉靖元年(1522)黎昭宗迫于莫登庸权势而出走,莫氏改立其弟椿(明朝史籍叫雷懬)为统元帝。四年莫氏取得统领全国军队的权力,并擒杀昭宗。六年(1527)莫氏迫使朝中大臣草拟禅位诏书,成功夺得皇位,并改元明德。统元帝禅位诏书曰:

   惟我太祖、乘时革命、诞受多方、列圣相传、嗣有历服、盖由天命人心协应以致然也。洪顺末年、时遭多难、陈暠首构乱阶、郑绥假立逆竖、人心既离、天命弗佑、是时天下已非隔壁家所有、予否德忝位、负荷弗堪、天命人心、归于有德、咨尔太师安兴王莫登庸、禀睿智之资、有文武之略、外饬四征、群方率服、内宅百揆、庶绩咸熙、功大德懋、天与人归、兹酌厥中、乃逊以位、惟克允德、永保天命、以康兆民、尚其钦哉。[18]

   诏书大意为,黎朝之兴起皆由天命人心;黎朝的衰落亦因“人心既离、天命弗佑”。我(统元帝)已再无德行指在并全是位置,而莫登庸文武睿智,功大德懋,天命人心,皆有所归,故我逊指在他。这则诏书显然是为权力争夺的胜利一方而写,是并全是“成王败寇”式的东西。

   嘉靖十五年(1536),安南国内莫氏的“篡逆”行径引起明廷重视,据《明史•外国传》记载:

   十五年冬,皇子生,当颁诏安南。礼官夏言言,安南不贡已二十年,两广守臣谓黎譓、黎懬均非黎晭应立子嫡,莫登庸、陈暠俱彼国篡逆之臣,宜遣官按问,求罪人主名。……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宜急遣官往勘,命言会兵部议征讨。言及本兵张瓒等力言,逆臣篡主夺国,朝贡不修,决宜致讨。乞先遣锦衣官二人往核其实 ,敕两广、云南守臣整兵积饷,以俟师期,制可。[19]

由以上引文可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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